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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疏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 改革涉及多个方位，当下改革的重点就是建设统一大市场。这是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潜力、形成世界经济强大引力场的头等大事，需要我们以改革的思维、务实的措施消除经济系统中客观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内循环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拓展市场新空间。从现实来看，当下至少有八个方面的体制性、基础性的问题，形成了国内市场大循环的堵点：
一是地区间过度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
地区间的相互竞争、比拼经济增速和规模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这是地区竞争带来的积极效应。但地区竞争也有负面效应，低水平重复建设、地方保护等阻碍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种现象有所减少，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
二是城乡二元架构导致市场分割。
这表现在要素配置方面，劳动力在城乡的流动、区域间的流动仍有不少束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机制还在探索。在商品服务方面，一些地方在农村流通的商品与在城市的同类商品看上去很像，但质量标准差得很远，甚至部分就是假冒品牌、伪劣商品。在交通物流、市场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城乡之间差距比较显著，制约着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
三是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资源的色彩仍然浓厚。
比如在能源领域，油气进出口仍然高度管制。中国是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却在能源定价上缺乏话语权，这与我们的高度管制政策有关。再比如在电力领域，去年出现了大规模电荒，就是因为上网电价与煤炭价格不平衡配置造成的。国家为此推出了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电力市场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外，还有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不同地方的政策各不相同，企业在一个地方能注册，但换个地方就不行。等等。
四是物流体系不够畅通，物流费用居高不下。
2020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14.7%，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美国的物流费用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基本原因有三：一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别占74.3%、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三分之一，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二是公路收费高。一些高速公路收费几十年了，到期了还在收费；而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一旦BOT收费期满，就停止收费。三是多式联运效率不高，还没有实现基础设施软硬件的无缝对接。
五是部分行业存在人为的限行、限购等政策性梗阻。
过去几年，治理过剩产能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不少行业受到限购、限行、限牌照等简单的政策手段的限制，一些本来可以满足的需求得不到释放。比如，汽车行业，根据世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从规划上把原来要建的部分写字楼调整为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六是部分技术标准滞后抑制了需求。
我国是当今世界钢铁装备生产线产能最大，但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国家；同时，我国又是全球钢铁蓄积量不足，废钢炼钢循环经济比重偏低的国家。目前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40%左右，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将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40-5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100年以上，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既可以使我国现有的钢铁产能充分利用，又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长远的看还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等等，一举多得。
七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须提速。
由于种种原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干预过多、市场化运作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目前正在实施的 “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有关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需按中央的政策措施加大推进力度。
八是国有资本内外循环有待打通。
2020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68.5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76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总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不高。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要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建立一批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推动混合所有制发展的要求，如何从现有国有资本中划转10万亿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或股权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既盘活了国有资本，又推动混合所有制，促进了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循环畅通，扩大了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带动力、控制力。
推动以上这八个方面的改革，党中央早有部署：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到2020年3月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再到2020年5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再到2022年3月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这些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落实好上述文件精神，认真推动一批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助力经济循环。
02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用足用好RCEP开放红利 开放同样涉及各个方位，当下中国开放的重点是RCEP的落实。RCEP将为中国的产业发展带来五个方面的发展机遇：
一是绝大多数商品实行零关税，有利于扩大优势产品出口。
二是服务贸易准入门槛降低，为中国发展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服务、研发设计服务、跨境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生活服务、文化服务、旅游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是原产地累积规则的深入应用，有利于深化区域内产业分工、优化产业布局。
四是有利于高质量引进来，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五是有利于高质量走出去，推动高水平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但是，这些红利、好处的产生需要各地方各部门用好、落实好。建议各地方从以下几方面深化RCEP政策推广和应用：
一是推动RCEP规则在政策制度层面加快落地。
要系统梳理地方性的法规制度，落实RCEP在营商环境改善、服务贸易和投资部门开放等方面的强制性义务，同时还要着力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对于那些没有被自贸试验区覆盖的地方，RCEP的签署就相当于也享受到了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所以不要等靠要，要主动对接、适应。那些已经批准的自贸试验区要在这个基础上有更高的对标要求，加快健全以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为重点的政策制度体系。
二是支持扩大货物贸易。
鼓励企业加强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的应用，支持社会专业机构为重点企业提供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定制化服务，包括国别关税筹划、锁定高税差产品、将原产地规则纳入生产管理、开展进口关税优惠应享未享情况调查、提供切换协定运用建议等。鼓励企业深挖对RCEP国家的进口需求，引导企业在产品同质同价的情况下优先采购RCEP国家产品，围绕RCEP国家的消费特点研发新产品、开发新市场。推动货物通关便利化，完善通关模式，简化产品预审手续，培育RCEP规则下的“经核准出口商”。
三是扩大服务业开放，支持发展服务贸易。
对教育培训、卫生医疗、物流配送、文化创意、科研创新、知识产权服务，对银行、证券、保险、产业链金融等金融行业，对跨境的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各类进出口货物贸易相伴随的服务贸易，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实行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服务业开放。要加快发展与货物贸易相伴随的银行、证券、保险、保理、租赁、金融结算以及跨境发债融资、投资、并购、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等业务。同时，进一步优化与RCEP成员之间物流体系，建设面向RCEP的服务贸易信息平台、技术服务平台、培训服务平台和融资服务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在自贸试验区内落实“简税制”“低税率”的要求，吸引一大批专业性强、效益利润好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和专业人才。
四是支持开展离岸贸易、转口贸易、数字贸易等。
支持企业应用RCEP规则开展服务外包，发展离岸贸易、转口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服务贸易。对于合理的离岸转手买卖业务，海关可以根据国际惯例对贸易合同货单、贸易清算结算税单和物流仓储货单实行三单分离审核。以这些政策带动加快发展保税展示进口贸易、转口贸易、离岸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等。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其数据处理中心领域的准入门槛，减少限制范围。
五是支持开展双向投资。
在“引进来”方面，注重开展全产业链招商，重点招引掌握三链的跨国公司，同时用好开放政策将其上下游一并引进来，力争在100公里半径范围内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产业链集群。同时，还要注意引进RCEP国家的知名高校、研发机构和世界500强跨国企业来华建立独立研发机构。在“走出去”方面，一方面要用好RCEP原产地累加规则来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在推动优势产能走出去的同时，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将价值链结算环节留在国内；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到RCEP成员国投资、收购科技创新企业、知名品牌、优质矿产资源项目等。
以上五个方面，是各地方可以起而立行的，做好了也是可以产生万亿级红利的，要加快落实。注意到最近，美国联合十几个国家搞出了一个“印太经济框架”（IPEF），意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目前IPEF的14个成员国中，除了美国、印度和斐济外，其他11个国家都是RCEP成员国，而中国恰恰是这11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认真落实好、用好RCEP的开放规则和政策，中国与其他RCEP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只会更紧密。去年9月16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10月30日习近平主席宣布决定申请加入DEPA。可以说，中国正在朝着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开放全面迈进，以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发展的新浪潮即将到来。任何想在产业链供应链上让中国与世界脱钩、去中国化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03
坚定不移强化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也是涉及多方位的，当下创新的重点要集聚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过去40多年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拉动。但是目前，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负债率已经很高，不论是旧城改造、基础设施、工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再通过大规模借债进行大量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减弱；在劳动力方面，城市化率到了天花板,老龄化在加深，劳动力供给也下降了。注意到，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76%，但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仅有美国的40%左右。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等比较，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仅仅是日本的63%、德国的44%左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趋于下降。因此，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需要全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除了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外，还要坚定不移强化创新：不仅仅要重视科技创新，更要重视体制机制创新、产业组织创新。我们要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单一市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应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持之以恒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这是创新的“0—1”阶段，是实现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所必须的。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44%，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投入占全部研发费用比重长期徘徊在5-6%，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差距较大。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要在十四五末期将这一比例提高到8%。我们期待，在此基础上，再经过十年能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继续逐步提高。
二是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的中小企业不能停留在“杂、散、小”阶段，要重点培育以下三类“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第一类是产业链中起到卡位作用的企业，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这是我国形成更具韧性、更加安全的工业体系，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
第二类是各行各业的隐形冠军，长期专注于某一个细分领域，做到生产技术或工艺全球领先、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在行业内起到核心导向作用，往往掌握着某一行业的定价权，控制着整个产业链中30%甚至40%的产值，影响整个行业的利润水平。
第三类是专业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国际制造业领军企业大都已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目前，服务收入已占世界500强中制造企业总收入的1/4。随着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绿色化、集群化和智能化，需要一大批专业从事研发设计、仓储物流、供应链金融、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认证、商务咨询、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等的中小企业。
三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
这些企业往往以知识产权为基础来组织全球价值链，已进化成了特殊的商业组织。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我们要倍加珍惜。
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
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的“链头”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需要持续加强。
[ 此貼被佛魔一念间在2022-08-13 08:38重新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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